互联网经济，如今你该如何看待它？
从民众对互联网经济的热衷、支持，到政府寄予厚望、加以扶持，再到遭受普遍的质疑、批评乃至痛骂，不过匆匆数年时间。问题究竟在哪里？如果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电商售假、网约车殒命，甚至我们只将眼光局限于资本补贴、监管不力，都不足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经济问题的实质，也无助于作出深刻的反思。本文的目的，在于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，去分析中国互联网经济各类问题的根源。
这不是一篇适合快读的文章，希望读者稍有耐心，应该能解答你心中多年的疑惑。
一、科技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历史关系
科技进步从整体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，但对一个社会的某个具体时点而言，却很难说清利弊。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是否时时处处有益，现实正在给出答案。在开始讨论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之前，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。
1725年，农业革命在英国出现，粮食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，大量人口从农业转出的条件开始具备。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，冗余农业人口转为工业劳动力，由于已完成农业革命，英国在一段时期内不存在粮食负担。工业革命导致的交通变革，扩大了市场。
与之同步发生的医疗卫生革命，形成了城市卫生系统，抗生素的发明和免疫的推广，在粮食充足的基础上，大幅提高了人均寿命，也因此提升了工业劳动力的寿命，促进了工业革命进一步发展。工业产品领先优势所带来的高额利润，反过来又继续促进农业和医疗卫生领域的进步。这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——英国的故事。
整个西欧的发展都是沿着英国的次序往前。但在亚洲、非洲、南美等地，却并非按照“农业革命—工业（交通）革命—医疗卫生革命”的次序来进行。富国强兵的愿望没有任何问题，所以后发国家基本无例外的优先选择引入先发国家的工业技术、医疗卫生技术，因为工业上不追赶，那将一直面临以低价农产品换取高价工业品的命运。因此，在整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除了已按次序完成工业革命的欧美发达国家之外，其他处于“追赶”状态的农业国，都是在没有完成农业革命的状态下，直接进入到工业化追赶和医疗卫生技术普遍使用的阶段。
这就导致了两个巨大的问题：一是工业化人口不足，为了“弯道超车”实现工业化，必须将部分农业人口强行迁至工业领域，而在农业革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，就导致一个时期农业生产力的严重不足，一边工业化一边饿肚皮，这是20世纪初全球很多国家的常态，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矛盾，甚至成为战争的原因。二是医疗卫生系统和技术的引入，为后发国家带来了人均寿命的普遍提升，这对粮食需求又构成更大压力，在粮食本已不足的情况下，人口爆炸却开始了。
工业化的技术是需要从先发国家引入的，这就需要农业国以大量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出口换来少量的工业技术。这时有两个选择，一是选择外债，这就沦入债务国状态，例如南美；二是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，在农业革命尚未完成时去补贴整个工业化，这就必然形成对农业的剪刀差，例如中俄。所以在南美，外债负担是常态；而在中俄，外债负担没有南美那么大，但农村、农业问题突出。计划经济模式的选择与后发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工业化是紧密相关的。工业化完成后，农业仍是局限所在，这要持续到本国的农业革命完成，直到农业技术有实质提升，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，整个国民经济才趋于正轨。这就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历史。
如果对以上历史有所兴趣，可以进一步参见：文明的乱序
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历史，非常形象的说明，外来科技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，一是后发国家不得不跟随，因为创新的技术和产品是稀缺资源，具有高附加值；二是要跟随发展就会有高昂的付出。直接引入外来科技虽然可以带动本国在某些领域快速发展，但尚未发展的那些部分，仍将掣肘未来发展。
所谓“弯道超车”，最终是一种补贴或者取舍状态下的局部追赶或超越，长期来看，那些“局部之外的部分”，正是未来的局限性所在。今天欠的债，以后总是要还的。正如今天中国互联网的发展，无论从连接数量、使用人群和覆盖面来讲都堪称全球领先，但技术本身不会带来全方位的进步，以往的问题仍然存在，很多看似新的问题，说到底，仍然是遗留问题。
二、经济结构失衡下“弯道超车”的中国互联网经济
2008年，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，也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和传统实体经济的分水岭。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基建地产的过度依赖，导致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，中国直接的政策选择就是继续以基建、地产拉动。资金大举投入到本已过剩的行业，金融与地产基建继续捆绑，短期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，还带来了小阳春。但后果是，除了部分眼光长远的地区，全国范围来看，本应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未能坚持，本应在创新上继续积累发力的制造业，要么缺乏相应的资金来源，要么被短期价格引导跑偏。
2008年是中国互联网经济非常关键的年份。2008年的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，抑制了制造业升级。政策层面对于就业的担忧，为互联网经济扩张带来了意外的空间。而大量的基建投入为今后十年的互联网红利奠定了基础。
2008年开始对基建的大笔投入，在未来十年中不断提升互联网经济所依赖的公路、铁路等基础设施水平。
2008年的电信业改革，开启了宽带网络的大门，大规模的基站建设，为互联网经济打下了坚实的网络基础。
同时，2008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，导致大中城市公共交通、教育和医疗资源在未来十年出现严重不足，为互联网线下平台模式的推开提供了契机。而在金融危机的短暂打击之后，2008年过后开始持续走高的地价和房价（无论是住宅还是商业地产价格），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，中低端制造业通过卖场获得的利润越来越薄，传统卖场的利润也越来越薄，中低端制造业逐渐丧失了向中高端转型的机遇，最终转向电商，以规模求生存。
在2008年之前，中国的互联网仍然是以传统线上业务为主的，主要是靠游戏和广告。在2008年之后，伴随着公共交通、基础网络的发展和互联网用户数的直线上升，阿里和京东迅速扩张，电商平台成为互联网企业打通线上与线下的开端。从数据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：2007年，淘宝全年的交易额是人民币433亿元，而2008年仅上半年，就超过人民币413亿元，等到了2017年，这个数字已经突破3.77万亿。
基建的完善为物流提供了基础，因外需乏力和地产经济挤出效应所导致的制造业不振，使得大量原有的制造业劳动力成为冗余，为快递、仓储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劳力资源。电商产品的山寨化，对知识产权的漠视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，在信贷泡沫之下，大量实业主转向证券和房地产投资，进一步提升了实体经济的成本。此后，以58、赶集、美团、大众点评为代表的服务类平台兴起，对应满足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家政、餐饮、娱乐需求。滴滴则垄断了汽车出行市场。甚至连几乎找不到未来利润方向的共享单车，也成了新时代的“四大发明”。
为什么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都快速实现了垄断？
固然有网络效应的因素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低质竞争下的趋同性，和资本套现需求的短期性。这种垄断能够带来高附加值的利润吗？很难讲。所有发达国家，无论是欧美还是东亚，金融、法律、教育等高端服务业才是服务行业的高附加值亮点，低附加值的消费类服务业是整个GDP增速的拖
